景海峰
北京孔廟、國子監收藏的“十三經”碑文,鐫刻了國學的精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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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國學熱一直不減,一方面表現為學術界對國學的熱烈討論,另一方面則表現為大眾對國學的熱情不斷升溫。從電視里的國學節目廣受歡迎,到各類國學研修班紛紛走俏,國學已漸漸走出了書齋,在普通人的生活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那么,究竟何為國學?國學與當代社會有著怎樣的聯系?我們又應如何閱讀和理解經典?
上周日,深圳大學人文學院“興正德國學精英培養計劃”簽約儀式暨“興正德國學講壇”首講舉行,人文學院院長景海峰以“國學與當代中國”為主題,開啟了興正德國學講壇第一講,分享了他對國學及當代社會的思考與心得,為廣大傳統文化的愛好者打開了接近國學、重讀經典的一扇窗口。
何謂國學形態?
“國粹”“國故”“國本”
作為“興正德國學講壇”的序曲,景海峰從國學的三種形態切入,從宏觀的角度梳理了國學的流變。就具體形態而言,他將一百余年來的國學區劃為“國粹”“國故”“國本”,認為其背后不僅蘊聚著復雜的社會心理和隱微的集體記憶,還折射出歷史進程和文化變遷五光十色的樣態。
在景海峰看來,國學的最初出場是以“國粹”為標識的,這是在西方文化強力擠壓之下的產物,與所謂的“西學”相對應,有著強烈的民族主義心態,比如劉師培的《攘書》,黃節的《黃史》,皆以光大漢民族的偉大史跡和優秀傳統為旗幟,突顯漢民族在華夏歷史文化中的主體地位。
與此相對,另一種更為主流的形態當屬所謂“國故”之學,包含著過去中國的一切歷史與文化。景海峰指出,在現代學術的格局中,這一國學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已取得了合法的身份,成為現代性知識系統中的一員,具有學院化、世界化、現代化的特點。然而,在一定程度上,卻也難免書齋化、典籍化、材料化,成為學院內部少數人經營和操持的艱深的事業,和普羅大眾及現實生活脫鉤。
在現代學術理念深入人心,學術研究的積累和學術規則的運轉已十分流暢的情況下,為什么還要談論國學?景海峰稱,這便是“國學”的另一層意涵,即隨著眼下中國文化主體意識的復蘇,人們期盼著作為“國本”之學的國學的新展開。
何謂經典?
所謂“達、類、私”
從傳統載體而言,國學是以歷史上流傳下來的典籍為依據的。按照過去通行的分類方法,即是所謂“經史子集”。景海峰表示,國學要從經典入手,“經史子集”就是一個便當的路數,除此之外,義理、考據、辭章以及儒釋道等角度也可以成為國學愛好者們入手的切口。然而,無論是什么方式,我們都應該先定位一個問題:什么是經典?
“我們現在所講的經典,往往是一個很寬泛的理解,在討論經典的時候,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尺度需要加以區分。”景海峰指出,就眼下人們所習用的“經典”之名,大致可以做幾層意思的區分,按照《墨經》的分名之法,有所謂“達、類、私”三種。其中,“達名之經典”是指古今中外具有典范意義、比較有影響且有一定流行性的著作,不分學科,不論古今,近乎于人們所謂的“名著”;“類名之經典”大多指人文社科基礎性的歷史名作,西方如古希臘、古羅馬、基督教及近代大哲之著,中國若儒、道、釋三家的基本典籍;而“私名之經典”,則是從一個文明形態的根本性上來著眼的,對文化走向起著決定性意義,比如儒家之“十三經”等。
國學當如何習之?
當得明理之師
那么,國學新的意義何在?在景海峰看來,如果不弄清楚時代背景,其精神實質及與他者的差別就不易觀察得到。他認為,今天的“國學熱”可從三個方面來看,一是從時代變化發展的總趨勢著眼,它實際上是中國文化由弱勢向強勢逐漸演變和過渡的一個表征;二是在整體上重新認識和評價中國文化,對中國傳統給予一個新的定位,重塑中國文化的嶄新形象;三就中國文化的研究方式而言,這是一個重新選擇和提升的過程,有利于將以前碎裂的知識系統復原起來,打破學科間的壁壘。
當然,辨析國學的內涵,展望國學發展的前景,其實有很多現實的攪擾和糾纏,比如各大高校紛紛增設的“國學”專業,但這個專業在原有的知識框架和學科體系當中,卻很難找到自己的位置,是和文史哲平列,還是從屬于哲學?國學怎樣和現存的社會制度、教育體系以及人們的生活狀態結合起來,成為一種有鮮活生命的樣態,都是復興國學所面臨的重大挑戰,而深圳大學人文學院從2012年11月開始正式組建的“國學精英班”就是一個重要的嘗試。據了解,此次“興正德國學精英培養計劃”則旨在獎勵“國學精英班”成績優異、有學術貢獻的學生,從而鼓勵更多優秀的學生選擇國學專業,以促進國學專業人才的培養。未來,“興正德國學講壇”還會繼續開展,以每年一屆、一屆八講的形式,發掘并支持明理之師走上講臺,傳播人文知識。(記者 羅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