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貧開發到了攻克左后堡壘的階段，所面對的多數是貧中之貧，困中之困，需要以更大的決心，更明確的思路，更精確的舉措抓工作。應該說，自從實施精準扶貧攻堅以來，長期困擾扶貧工作的扶貧對象不精準，扶貧資源短缺，各種扶貧資源配置碎片化的局面，在中央強有力的組織和協調下有所改善。那么，精準扶貧究竟還難在哪里？
首先，可持續脫貧依然是難點。經過扶貧部門的巨大努力，建檔立卡措施有效地瞄準了貧困群體，但是如何能支持貧困群體可持續脫貧依然十分困難。貧困群體能否可持續脫貧取決于其收入是否能增加到越過貧困陷阱的門檻和是否能夠使得整個收入可持續下去兩個方面。按照現在多數地方的產業扶貧的做法，一是很難使得貧困人口的收入提高到一個高的水平，二是即使有的地方貧困人口的收入有了很大提高，但是可持續性低，收入波動大。主要問題是提高收入創新路徑不足，政府主觀意志主導，產業扶貧求大求快。除非有大規模市場需求的產業，否則大規模產業開發使貧困群體受損，需要創新一村一組或一戶一品的特色產品，而不是產業，因為今天已經不是過去的農業產業短缺時代，而是結構性的產品短缺時代，市場需求也是個體化和特色化。市場里和電商里堆積如山的低價產品就是很好的說明。
第二，扶貧兜底依然困難。近年來政府針對貧困群體、留守老人、留守兒童等不同弱勢群體的支持逐年提高。但是，在財政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扶持的數量的增加速度遠遠高于單位個人強度增加的速度，雖然得到扶持的人數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個人支持的強度往往不足以抵御來自教育、健康等風險，而且在持續物價漲幅下，有效兜底效益不高。由于低保是政府的無償資源轉移，這往往會造成權力性的擠入，如很多地方存在村干部和相對富裕群體擠入低保戶和貧困戶的現象。即使在那些不存在擠入現象的村莊，由于實際生活狀況相差并不大的現實困惑，迫使很多地方將低保轉變成了按年農戶輪流受益的平均分配格局，這一現象在貧困村莊非常普遍。低保資源在鄉村復雜的社會政治條件下出現了異化，使低保失去了兜底扶貧的作用。從某種意義上說，以擴大農村低保覆蓋率為指標的農村低保政策需要向兜底質量轉變，農村低保覆蓋率不宜繼續增加，而應該注重發育合理的識別和退出機制，縮小兜底面，提高兜底強度和效果。
第三，科學扶貧依然困難。貧困的發生有其自身的規律，扶貧需要按照貧困發生的規律展開。盡管明確指出：扶貧不搞層層加碼，不能搞超前完成。這為精準扶貧提出了科學的扶貧原則，但在2020年脫貧目標約束下，很多地方還是做出提前脫貧的要求，很多扶貧項目設計要求年內完成。這些行政性指令嚴重扭曲扶貧工作的科學性和規律性。急功近利和簡單的技術管理規則忽視了扶貧工作復雜性和艱巨性，影響精準扶貧的效果。應該認識到，即使要求在2020年脫貧，對于大多數地方而言難度依然很大，因此精準扶貧的工作安排要杜絕任何不切實際的提前完成，加大工作力度，確保2020年實現扶貧目標。
第四，到達最后一公里仍然困難。中央決定實施精準扶貧以來，通過定點幫扶和派駐第一書記等措施，為解決貧困鄉村組織和人力資源不足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但是，農村的各項扶貧政策都最終落到鄉鎮一級。一方面鄉鎮對接中央政策，對接不同的部門，人力資源極度缺乏。在很多地方，沉重的扶貧計劃，編制預算等工作實際上落在1-2個人身上。人力資源配置不當容易造成落實不到位和落實偏差。全國目前有幾十萬民間組織，將扶貧作為購買政府公共服務，由社會組織實施，可以迅速彌補組織資源的不足，也可以減輕政府負擔，但是案例還是很少。
第五，動員貧困群體的主體作用仍然艱難。針對精準扶貧工作一再重申貧困群體是精準扶貧的主體，但是我們工作中往往把貧困群體作為教育的對象。一方面教育他們不能等靠要，另一方面則長官意志為貧困群體做決策。很多地方搞產業開發都是上面決策好了產業，到村里讓農民填表。貧困群體的主體性在精準扶貧中有很大的缺失。如何能把扶貧的決策權交給貧困群體是精準扶貧能否成功的關鍵。（中國農業大學人文發展學院教授 李小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