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法治城市示范應當為創新創業提供更大自由度
——訪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原院長、廣東省政協經濟委主任王珺
見圳客戶端·深圳新聞網2020年06月17日訊（深圳特區報記者 趙鑫 金文蓉）四十不惑。回首40年，GDP實現2000多倍的增長，人均年收入從不足200元提高到6萬多元，進出口總額增長超8000倍，出口規模連續27年居內地大中城市首位，高樓大廈鱗次櫛比，頂尖人才在這里落地生根……從經濟特區到先行示范區，從邊陲農業縣到國際化創新型城市，深圳以實干書寫出經濟社會發展的優異答卷。
站在經濟特區建立40年這一時間節點上，深圳要思索的是從“先行一步”到“先行示范”的轉變。在新的使命引領下，如何落實先行示范區的戰略定位，如何繼續發揮深圳法治化建設優勢，打造法治城市示范，帶著這些問題，深圳特區報采訪了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原院長、廣東省政協經濟委主任王珺。
一、先行示范區是為深圳“量身定做”
2019年8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發布，深圳經濟特區迎來新的重大使命、重大任務、重大機遇。
外界評價《意見》“干貨多、硬貨多”，在王珺看來，《意見》的針對性很強。“目標定位準確、政策措施可行，是基于現在的深圳發展實際對未來圖景的詮釋，也就是說，《意見》有明確指向性，即為深圳量身定做的，而不是其他城市通用的。同時，又具有標桿性，推動深圳在更高起點、更高層次、更高目標上推進改革開放。”
他認為，更高起點，關注的是發展階段的變化。改革開放的前40年里，我國處于工業化發展階段，深圳在工業化方面起到了引領示范作用。但現在城市化接力工業化，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動能。在城市化進程中，我們看到城市群的發展尤為重要，比如珠三角城市群，是我國城市化率最高的地區，輻射帶動華南、中南和西南地區的發展，是全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根據城市群的發展規律，城市群中必然有大城市的參與，大城市作為引領，扮演著“火車頭”的角色，深圳作為先行示范區，承擔著帶動區域城市發展的任務，這是更高起點的第一個含義。
更高起點的第二個含義，要從時代性來理解，也就是在全球追求科技創新的時代背景下，深圳建設先行示范區，必須注重科學技術的研發和應用。更高起點的第三個含義，要從開放性來理解，也就是深圳如何進一步融入國際社會，在市場機制和要素流動等方面和國際市場互聯互通。
對于更高層次，王珺認為一方面要重點關注產業發展層次的變化，從初級產品的生產到先進制造業的發展，再到現在走向創新引領產業發展的過程，突出創新的意義。另一方面，要著重關注人與自然、人與人關系的演進更新，強調人與自然、人與人應該和諧相處，人自身要實現全面發展。
更高目標，也就是《意見》賦予深圳的五大戰略定位：高質量發展高地、法治城市示范、城市文明典范、民生幸福標桿和可持續發展先鋒。王珺說，這些目標正是從深圳的實際出發，充分考慮了深圳目前的發展階段，為深圳的未來發展指明了方向和路徑。他特別指出，這些目標反映了整體性與系統性，要求深圳不能滿足于當某個領域的“單打冠軍”，而是要成為各個領域全面領跑的“全能選手”。
二、深圳應當在處理五種關系上發揮典范作用
王珺對五大戰略定位之一的“法治城市示范”特別關注。他認為，深圳不僅要在經濟建設、高質量發展上取得更大成就，在制度建設、法治環境、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等方面也要有新的探索。他提出，深圳建設法治城市示范應當在處理五種關系上發揮典范作用。
一是處理好營商環境正面清單與負面清單的關系。正面清單是指政府將允許的市場準入主體、范圍、領域等以清單方式列明，負面清單指政府將限制及禁止進入市場的領域、行業等情況以清單方式列明。前者可以理解為市場主體“允許做的空間是有限的，除此之外，不允許做的空間是無限的”。后者則是“不允許做的空間是有限的，除此之外，允許做的空間是無限的”。法治城市示范，應當為創新創業提供更大自由度，所以，應該更多地采用負面清單的管理方式，而不是正面清單。
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法治城市示范應該讓市場“法無禁止即可為”，讓政府“法無授權不可為”，政府和市場其他主體是一樣的，都要依法辦事，建設法治政府是建設法治城市的關鍵。
三是處理好人與人之間關系。在市場交易等經濟活動中，合約連接著交易雙方，法治城市示范，應當保證交易雙方能夠切實履行合約。
四是處理好制度制定和執行的關系。王珺提到，現在一些地區制度制定得又快又多，但大多只做原則性規定，對于誰來執行、怎樣執行缺乏具體要求。這就導致有些人去鉆制度空子，選擇性地遵守制度規則。法治城市示范，不應當出現這種情況，制度制定應該明確具體，制度執行應該有力有效。
五是處理好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之間的關系。法律條文不可能覆蓋社會的方方面面，即使在法律法規完善的地區與國家，非正式制度規則也是發揮重要作用的。對于深圳來說，首先要有一套引領人們行為的法律規范，然后，讓這種規范變為人們日常生活與工作中的一種習慣和潛意識，再用這種習慣以及正式規則調整原有生活與工作中不適應的習俗等。在法治精神的引領下，促進人們自覺規范自己的行為，進而形成社會整體的法治意識和風氣。
三、法治化是打造國際一流營商環境的重要標準和保障
“法治城市示范”的戰略定位中提出，營造穩定公平透明、可預期的國際一流法治化營商環境。
對此，王珺的理解是，市場化、國際化與法治化是當前全球普遍認同的具有競爭力的營商環境標準，其中，法治化是市場化、國際化的保障。
對于什么是穩定公平透明、可預期的國際一流法治化營商環境，王珺表示，公平的營商環境意味著法律必須對所有市場主體一視同仁，不因所有制的不同而區別對待，也不因投資規模的大小對某些特定市場主體有差別待遇。透明的營商環境需要法律法規及時公之于眾，不僅是原則公之于眾，更重要的是，具體細則、操作指引也要公之于眾。比如，抗擊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一些地方政府出臺了一系列補貼企業的政策，但是有些政策的實施設計不夠具體，也沒有操作指引，企業不知道到哪個部門去辦、要辦理些什么手續，才能獲得這些補貼和優惠政策，這大大影響了政策的落實到位，這就是政策的透明度不夠的表現。而穩定、可預期的營商環境意味著法律法規不能“朝令夕改”，不能讓市場主體無所適從。
《意見》提出要“用足用好經濟特區立法權”，全面提升民主法治建設水平，為深圳發揮特區優勢留足了制度空間。王珺認為，經濟特區立法權應該在以下四個領域重點發力。
首先，是營商環境領域。應對標世界銀行營商環境指標體系，找出深圳在哪些指標上還存在差距，在這些地方重點發力。比如深圳在“跨境貿易”“獲得信貸”“合同執行”等方面，都需要進一步完善。
其次，是城市規劃建設領域。城市規劃建設涉及建設者、政府管理者和土地的經營者、使用者或所有者，是多元利益集中的地方。深圳土地市場活躍，如何制定和履行涉及土地的相關合同、如何處理好租賃相關方的利益關系，必須在城市規劃建設中好好把握，要借助立法來規范相關市場主體行為，理順利益關系。
再次，是大數據應用領域。在數據作為重要資源的背景下，數據產權界定、隱私保護、信息安全等問題需要特別關注，深圳在大數據應用方面具有領先優勢，相應的法治建設也應該跟上，為全國提供新鮮經驗。
最后，是監管領域。也就是如何監管好法律的制定和執行。首先要注意監管的尺度問題，一方面把握好監管的“松”和“緊”，另一方面要注重對被監管方一視同仁。其次要注意監管是否到位，既不能“缺位”，也不能“管過頭”。
四、以科技創新為法治建設賦能
當今世界，科學技術發展突飛猛進。科技進步為法治建設提供豐富多樣的創新支持和強有力的技術保障，法治建設水平在應對科技挑戰中不斷提升。
“科技進步為有效的法治化建設提供了技術基礎”，王珺特別提到深圳要充分發揮科技對法治建設的促進作用。他舉例說，大數據技術應用在司法取證中，就可以提高取證效率，大大降低取證成本；還比如說，應用大數據后，一些人違規被發現的概率會大幅度增加，那么，僥幸心理和欺騙行為就會減少，守法行為就會增加，這對于信用社會的建設至關重要。
此外，還可以考慮大數據技術與區塊鏈技術的結合。由于區塊鏈采用分布式賬本數據庫，具有去中心化、信息不可篡改等特征。這不僅可以幫助區塊鏈在經濟領域發揮作用，比如深圳此前開出了全國第一張區塊鏈發票。同樣的，深圳可以利用區塊鏈方面的技術優勢，將其運用在法治上，比如儲存電子證據數據，杜絕利益相關方篡改；再比如無紙化審判，保證數據傳輸的真實性；還有司法公開和監督，審判記錄、裁判文書等信息可查詢可溯源，等等，深圳都應該先行探索，為全國提供新經驗。
對于新技術蓬勃發展下的網絡經濟，王珺認為，我們面臨著數據產權需要進一步界定等問題，但這并不意味著有問題，就不去發展創新了。遇到現實問題，我們便解決問題，不斷把邊界界定清楚，把規則進一步明確。他強調：“法治建設與科技創新相互促進，在科技創新進程中不斷完善法治，應成為深圳打造法治城市示范的一大特色。”
五、深圳未來發展必須正視和直面的主要問題和矛盾
“主要的問題是如何突破物理空間約束”，王珺說，深圳現有常住人口1300多萬，而土地面積不到2000平方公里，再加上流動人口的遷入，深圳成為全國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密度高，土地成本就高，新產業發展會受到空間壓力的挑戰。
王珺提出，解決這一問題有兩種路徑。一種是進一步提高土地使用效率，比如“向空中發展”，提高樓層層數，不斷地向高空要空間。但是這種做法不僅成本很高，也不符合深圳帶動周邊城市發展的定位。另一種是通過與周邊城市的互動、推動區域內產業轉移與結構優化，進一步拓展深圳腹地。兩者比較，后者不僅建筑、管理成本低，也符合大城市發展的規律。縱觀世界大城市發展，凡是持續有活力的大城市，都有廣袤的腹地支撐，而缺少腹地，大城市發展就會受到限制。
談到深圳未來發展面臨的主要矛盾，王珺強調有兩個方面須引起高度重視。
一是經濟發展與社會治理之間的矛盾。隨著深圳經濟的高質量發展，人們的需求呈現多元化特征，社會治理難度進一步加大。這是高收入經濟體在發展中都會遇到的一個普遍性問題。此外，深圳的特殊性在于，外來人口比重大。移民城市的優勢，就是匯聚了不同文化背景、生活習慣的群體，在社會認知、行為習慣等方面的差異會帶來更大活力。而困難在于，治理比較復雜。所以，深圳必須進一步提高社會治理能力。“在社會治理中，法治作為提高社會治理能力的重要手段，通過法律制度的有效供給，進一步規范人們的行為，尤其是經濟交易行為，為高質量發展提供支持”。
二是經濟高質量發展與公共服務均等化之間的矛盾。當深圳人均GDP超過了2萬美元后，人們對優質的公共服務需求日益增長，比如說，幼有善育、學有優教、病有良醫、老有頤養等。但是，相對于不斷增長的高品質生活需求來說，供給還存在不充分不平衡的問題。在這方面，深圳可以繼續探索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的方式方法，用好民間資源，增加高質量供給。
王珺認為，深圳的今天是堅持從實際出發，善于學習的結果。這種學習，過去是在內地與港澳地區以及其他高收入市場經濟體存在著收入差距、體制差異下，更多地借鑒了他們發展的經驗教訓。而在新時代的背景下，深圳應該更加注重自主創新。“現在，深圳人均GDP超過2萬美元，高出世界平均水平，與世界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差距大幅度縮小。深圳的創新應當升級，從亦步亦趨式創新，走向自主創新”。
談及創新，王珺認為，也要以務實為前提。首先要講究科學。即用科學的方法和策略發展各項事業，尊重科學規律，在建設先行示范區中深刻認識科學的規律性。其二是講究實際。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根據深圳不同時期的具體實踐，創新經驗和方法。其三是講究效率。在先行示范區建設中，協調好和港澳及其他地區關系，發揮不同資源稟賦地區優勢，調動企業積極性，激發企業家精神。
